[7]当然，从1994年到1997年间，在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推行初期，由于个人电脑价格昂贵、上网人数尚未形成规模、信息技术落后等因素的制约，互联网上的图片文字偏于简单、音频视频频频卡壳、信息发布单向而缺少交互，并未真正形成对传统媒介的实质影响和威胁。

这样一种共和原则的宪法落实被巴伯教授称为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其所张扬的绝对不是通过一套精英化的代议系统和司法宪政主义的守护系统来保护消极的个人，而是重新思考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在新的理念背景与技术条件之下如何可能的问题，即民主是否可能超越自由主义设定的作为动物管理的政治而真正成为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政治。特别是在缺乏自治传统和公民社会的转型国家，仅仅依赖常规政治的标准化配置及其关系模式是不可能实现公民成熟的政治宪政主义目标的，而这种参与式民主却可以在带动公民成熟的同时间接带动社会成熟。

实际上，中国1996年左右产生的良性违宪理论也是致力于解释作为转型政治的中国宪法现象，但在宪法理论上诉诸一种功能主义的分析，而非回到一种正当性的原则层面。（2）基本概念上的不兼容性，比如政治宪法学者所接受的宪法概念是戴雪式的主权规则模式，将宪法认定为政治法，而主流进路接受的宪法概念则是基本权利模式，将宪法认定为权利法（案），由此导致政治宪法学所使用的制宪权、根本法、代表、人民甚至公民或者被主流进路认为已经过时，或者是主流进路仍然使用某些相同概念，但大大弱化了这些概念本身的厚重的政治内涵。[14]经过上述理论辨析，这里对本文主张的保守自由共和主义进行简要的正面说明。（3）价值取向上的张力性，政治宪法学明确以共和主义作为规范价值基础，强调国家建构与公民成熟，强调共和国的政治内涵与公共性，因而对通过政治过程实施宪法具有强烈的规范性期待，而主流进路是以自由主义为价值预设的，其自由的概念以消极自由为根据，不强调参与的共和主义义务秉持某种戒备，对通过司法过程保护个体的消极自由权具有强烈的规范性期待。参与以人民为主体，体现为一种面向政府的输入型民主。

政治宪政主义以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为规范基础，并发展出具体的八项制度原则。何谓人类政治经验中的三种基本类型呢？从历史来看，它包括三种政治类型，即非常政治、转型政治和常态政治。其中陈端洪与翟小波具有明显的共和主义倾向，高全喜则更倾向自由主义，但这种自由主义不是19世纪以来的自由放任主义，而是早期现代的政治自由主义，从而导致他们之间存在着若干非常重要的差异。

（2）作为宪法背景规范[16]的传统文化规范。这里面还必须补充一个必要的背景性因素，即强世功的宪法社会学研究对宪法学界主流认知政治宪法学的影响。对应于上述三种基本政治类型，政治宪法学和政治宪政主义在理论上存在三种形态：（1）非常政治宪法学。所以，当英国的激进共和主义以某种政治宪政主义的形式重现展现自身时，我们需要保持理论上的审慎，一方面汲取其有益的共和主义养分，另一方面则需要以一种保守自由主义的立场来制约其激进化的倾向。

道为一，肉身可以多元，因此这一原则并不必然要求进行激进主义的现代革命，追求一种单一化的普适政治模式，而是主张基于特定的政治共同体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进行制度改良，使之渐然符合共和主义的基本要求。[9] 参见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笔者认为政治宪法学具有自身独特的时间观，将人类的政治经验界定为三种类型，即非常政治、转型政治和常态政治，并认为政治宪法学因此具有与之相对应的三种理论形态。（3）作为非常政治形式的革命与制宪止步于成文宪法的制定，人类政治经验的最主要的阶段由转型政治和常态政治构成。这种共和主义沿袭源自罗马传统中的自由/奴役二分法，主张一种公民自治和积极参与的政治理想，在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中获得政治实践，而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中成为议会共和派的重要理论论据和克伦威尔激进共和政治的思想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自治不同于地方自治，后者涉及的是中央与地方间的政府关系，而地方自治也仍然是一种政府自治，故社会自治与单一制原则并不矛盾，它本身就不属于国家治理系统，而构成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支持系统。

而在宪法界定下的政治领域，这一思想框架要求立法机关和具有规范创制权的其他国家权力机关应不断创设和修正适合于公民参政的制度条件，而公民则应基于公民身份和有限德性而成为社会公共领域和国家政治领域的理性而负责的参与或自治主体。陈端洪将宪法学的知识界碑从宪定权前移至制宪权，所关怀的正是非常政治的具体形式问题。对于缺乏自由宪政传统的国家，成文宪法的形式化选择，其意义绝对不是形式化的。在中国政策性文件脉络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结构体系中，知情权是基础和前提。

英国不成文宪政的成功基础在于强有力的普通法传统和模范的代议制，这种基础在其他现代国家基本不存在。正确的理论立场应该是如何运用传统和理性促进支配性制度的结构化，呈现、固化并扩展这些制度的内在理性，抑制这些制度的非自由和非理性的成分，实现一种维新和改良。

（1）对象范围：成熟宪政国家还是转型宪政国家？从结构上讲，任何现代成文宪法均具有特定的政治宪法结构，不可能存在一种完全司法化的宪法文本或体系，而一个政治体在宪法上的政治转型与成熟所依赖的也主要不是宪法文本的司法化过程，而是宪法文本的共和化过程。阿克曼的理论有着浓郁的美国宪政历史背景，在他看来，美国从1787年以来的宪法是连续统一的，这种连续性是美国宪法的巨大成就，他的任务是如何为这种连续性提供更强有力的历史基础与解释框架。

随着近代启蒙理性主义与进化史观的确立，革命被引入人类的政治经验之中。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或者任何不同比例混成下的自由共和主义，都缺乏一种明确的与传统进行对话、和解与会通的理论意识和意愿，都可能成为一种激进的现代性方案。英国的汤姆金斯和贝拉米都将菲利普的无支配的共和主义自由观作为理论批评和建构的规范基础。在缺失最终决策权的意义上，这仍然是一种弱势民主，但在促进人民的普遍参与和人格成熟方面却是一种强势民主。从国内政治宪法学的代表性学术作品来看，其主要理论资源并不来自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或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而是来自于欧美公法思想脉络——一种有别于主流地位的规范主义法学的、具有显著政治意识和民主价值取向的、体现反思性特征的进路。德国施米特的政治宪法理论属于非常政治宪法学。

重要的不是简单地发现和废弃支配关系，而是如何理性地认知和改良支配关系。如果说某个成文宪法文件只是不成文宪法海洋中的孤岛的话，则人类的理性选择在现代就不可能是让海洋淹没孤岛，而是让孤岛上的灯塔照亮海洋中政治航船的航向。

（4）常态政治的彻底法治化也就是彻底政治化，因而需要保持政治宪法的活力、动力与行为规则。在成文宪法前提之下，宪政转型的核心含义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再是从非常政治到常态政治这样的简单跳跃，也排除了革命和制宪的法律可能性，而是侧重于一种兑现政治，即主要依赖新宪法所提供的政治民主框架实现国家构建和公民成熟的双重目标，显然，这是一种共和主义的目标。

柏克的保守主义正好对洛克的自由主义形成某种中和与折冲的效果。经由洛克和柏克，一种适当尊重历史与传统的英国宪政主义便以保守自由主义为底色。

在政治宪政主义看来，这是不够的。（3）在转型宪政过程中的司法角色认知上，基本认为司法应基于宪法体制和自身能力的约束，在普通法治层面强化专业能力建设和共同体培育[3]，通过司法实践的长期经验积累获得政治与社会认可，从而获得司法职业本身所必需的理性权威，而不适宜在目前阶段承担宪法司法化这样的沉重任务，过早卷入中国宪政转型的政治宪法阶段。[18] 参见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彭斌、吴润洲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章，第六章。17世纪以来，革命成为对既定宪法秩序的最主要的威胁，然而又是宪法变迁和政治进步的主要动力，这种历史辩证法一直困扰着人类最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并由此衍生出现代性政治思想中的革命激进主义与保守宪政主义。

公开性制度体系的现代发展呈现出两种逻辑：（1）权利逻辑，即主要以知情权为基础推动公开性法律制度的建构，以各国的信息自由法为代表。中国正在展开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如果不能够充分张扬社会自治的真正原理，就不可能建成真正的自主而有机的公民社会。

规范主义法学以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为代表，以新康德主义关于事实与规范、实然与应然的二分为哲学前提，将法律体系发展为一种与社会事实（包括政治、道德、文化、习俗等）相平行的规范体系。只有这些原则得到具体制度的和谐融贯的支撑，某个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宪法结构在宪法性质上才构成一种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且其转型政治或常态政治才可能获得共和主义的健康的滋养，从而使得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基于宪法的政治生活真正获得理性化与结构化。

而且，要建构真正的中国政治宪法学，还必须对中国的宪法实践有所关照，对中国宪法实践中富有宪法意义的制度因素予以问题化和理论化，以此充实政治宪法学的讨论素材、理论建树和学术竞争力。我国主流的行政法理论是一种被称为传送带模式的控权理论，主张无法律则无行政，要求行政消极地符合自由主义法治国的规范预设。

因此，现代政治在取得主导地位之后应保持节制的美德，尊重社会与传统，通过社会自治系统为传统文化中可与现代政治相协调的习俗与准则提供据以涵养的土壤。首先是保守性原则的层面。对于本文而言，政治宪法学的具体立场是从既定成文宪法（八二宪法）的前提下产生的，因此主要不讨论非常政治宪法学，而是侧重于转型政治宪法学和常态政治宪法学。（2）权利保障，对于自由权利应设定政府不得侵犯的边界及维护机制。

一、学术批评视野中的政治宪法学：对话与匡正关于政治宪法学的学术批评的正式议题化和系统展开则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其基本标志就是《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4]的发表。所以，我们可以在这种极端化的自由观中合理地去发现或想象这样一种场景：在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司法宪政主义之下，个人相对于国家是充分自由的，但相对于社会机构（如企业、社区乃至于微观化的人际关系）则是不自由的。

首先是行政集权的出现，即面对高风险的现代社会，行政权不再消极地固守议会法律的粗疏框架，而是积极回应时代问题并进行强有力的制度构造，其权能从单一的执行权扩展为兼容行政立法权、行政决策权、行政执行权和行政司法权在内的综合而广泛的权力体系。霍布斯面对17世纪上半叶波涛汹涌的激进共和主义，运用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的新政治科学论证出了一种绝对主权论，主张不应该打破一切传统支配关系，只要该种支配关系具有可被理性证立的正当性基础。

因此，政治宪法学的立场是一种成文宪法的立场，与主张不成文宪法的进路判然有别，尽管在英国宪法学语境中，不成文宪法观念与政治宪法观念有着密切的理论关联。·公开原则——这一原则与辩论原则一起构成了19世纪经典代议制的两个核心特征。

(责任编辑：谢丽金)